沈从文与张兆和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?
1928年,沈从文来到中国公学任教,不过26岁。他一见钟情,爱上了学生张兆和。这一年,张兆和18岁,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。有一天,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,拆开来看,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,信中只写了一句话: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?”沈从文一见钟情爱上张兆和在1927年,张允和与张兆和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。这一年,允和18岁,兆和17岁,都是如花的年龄。1928年,上海的《新闻报》有一篇新闻《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》,介绍了中国公学的女子篮球队,队长是张兆和,张允和也是队员之一(允和自己后来回忆,自己只是替补队员)。张兆和人长得漂亮,功课好,热爱运动,在中国公学是女子运动全能第一名。 1927年4月12日,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,在上海推行白色恐怖,但上海的学生运动并未停止。中国公学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学潮,校长何鲁被迫下台。董事会推举于右仁和蔡元培为校长,都遭到了学生的反对,理由是这二人道德学问虽佳,但兼职太多,没有空闲管理校务。最后,董事会推举刚从欧洲游历归来,在上海闲居的胡适为校长。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校长,可谓众望所归,他马上请来一些著名学者,其中就包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沈从文。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,只读了小学,14岁就投身行伍。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,在北京的《晨报》《晨报副刊》《现代评论》上发表文章,大概是在这个时期,他认识了当时北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胡适。 1928年,他来到中国公学任教,不过26岁。在学生眼中,他称不上是“尊敬的老师”,只是会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。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第一次见面,有说是在校长胡适的办公室,另有说法是在课堂。不管怎样,沈从文一见钟情,爱上了学生张兆和。 这一年,张兆和18岁,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,外号“黑牡丹”,大概和她的肤色略黑有关。给她写情书的人很多,尽管害羞,但她对来信并不像很多女孩那样一撕了之,而是一律保存,并分类编号。有一天,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,拆开来看,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,信中只写了一句话: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?”张兆和没有回信,接着是第二封、第三封,信就写得很长了,要是从邮局寄信,都得超重一倍。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,母亲是土家族,在男女之情上,这位刚出道的小说家有一种湘西人的执着和坦率。信写得太多、太长、太大胆,张兆和终于受不了。她到了校长胡适家,告诉校长,沈老师这样给学生写信可不好。 没想到胡适笑笑回答:“有什么不好!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,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。”张兆和急红了脸:“不要讲。”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:“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!”张兆和脱口而出:“我顽固地不爱他!”   胡适和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关系极好。几年后,张兆和考北大,国文满分,数学零分,又是国文系主任胡适拍板录取。后来,胡适还介绍张兆和到中央日报做编辑工作。胡适撮合沈从文和张兆和,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沈从文的了解,“他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”。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,一眼便认定的一辈子 终于走到一起。在1930年初,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,到北大做教授去了。1930年,沈从文也离开中国公学,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,张兆和继续留在中国公学念书,完成了大学学业。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感情,继续在信中体现,他这一时期的信件,后来大多收入《从文家书》,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白话情书的典范。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,他称尽管很多人都愿意做君王的奴隶,而他却只愿意做张兆和一人的奴隶。这些书信,一方面是表达相思,另一方面,此时也是沈从文写作技艺突飞猛进的阶段,写信大概也是他的创作需要。 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,约莫10点,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。石库门漆黑大门外,来了一个文文绉绉、秀秀气气、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,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。他告诉门房,自己姓沈,从青岛来,要找张兆和。张家门房吉老头说:“三小姐不在家,请您进来等她吧。”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张家做客。也许是太过紧张,他没敢进门,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角,站在太阳下发愣。 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了,出来迎接的是二姐张允和。沈从文不知所措,吞吞吐吐说出三个字:“我走吧!”张允和让他留下地址,才知道他住在旅馆。张兆和中午回来,允和怪道:“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,你上图书馆,躲他,假装用功!”兆和不服气:“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?”在允和的劝说下,兆和答应去见沈从文,但是得知他住在旅馆,又犯难了。去旅馆,该怎么开口呢?允和又出主意:“你可以说,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,很好玩,请到我家去。”张兆和终于去了。 1969年,沈从文回忆两人旅馆相见的一幕:“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,一下躺倒在床上,也无心吃中饭。正在纳闷的时候,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。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。准是她!我从床上跳了起来,心也跳了起来!开了门,看见兆和站在门外,双手放在身背后。我请她进来,她却往后退了一步,涨红了脸,低低地说:‘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,很好玩,请到我家去。’”张兆和竟然把二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了一遍。 就这样,沈从文进了张家的大门。那一年,这位大学青年教师在张家玩了一个暑假,主要是给兆和的几个弟弟讲故事。 1933年初春,沈从文致信张兆和,信中婉转表示,可以请二姐允和帮忙向其父母提亲。并且说,如果父母同意,请张兆和早点打电报通知他,让他这个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。开始是胡适,现在则是张允和成为正式的媒人。在儿女的婚事上,张兆和的父亲张武岭是很开明的人。长女嫁给顾传玠,因为顾是演员,当时曾引起很大争议。允和许配给周有光,在当时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孩子。对沈从文的求婚,张武岭也很快就表示了同意。 鸿雁传书寄相思1933年9月9日,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。新婚不久,因母亲病危,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。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:“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,用半个日子写文章,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,别的事全不能做。” 婚后,每当两人处于分离状态,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。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”,类似这样的句子,已经成为经典情话。对沈从文来说,也许分离是爱情的最佳状态,那种独白可以抵达自己内心的最深处。婚后不久,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《边城》(1934)。人们发现,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,有着张兆和的影子。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,都有张兆和的影子。 在那个时代,即使是富家女和名作家的结合,生活仍然是艰难的。抗战时期,沈从文全家到昆明,他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书。名教授刘文典特别看不起沈从文,在他看来,沈从文利用师范学院的关系进入联大,且他的作品并非学术著作,而是“最拙劣的创作”。当沈从文晋职时,刘文典勃然大怒,他声称: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,他该拿四百块钱,我该拿四十块,朱自清该拿四块。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,他要是副教授,那我是什么?” 一天,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时,他注意到一个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(根据某人报告,此人不是别人,正是沈从文)。他转身说:“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,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,可是该死的,你干嘛跑啊?” 抗战胜利后,沈从文随大部队迁往北平,任北京大学教授。1948年暑假,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,到颐和园消夏,因为弟媳生病,张兆和匆匆返回城里照料。喜欢写信的沈从文,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,“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轻年轻,每天为你写个信”。 沈从文自杀他们已经结婚15年了,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。沈从文悄然进入了一场创作危机,他对自己的习作是否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感到严重的怀疑。但是即使是陷入思想和创作上的危机,沈从文仍可望从感情生活中获得救赎。 “你可不明白,我一定要单独时,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,成为一种信仰,一种人格,一种力量!至于在一处,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,近来,命令稍多,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。” “离你一远,你似乎就更近的在我身边来了。因为慢慢的靠近的,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,倒不是别的,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!简直是神性,却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动和记忆上。我想什么人传说的‘圣母’,一点都不差……” 在和儿子虎虎一起玩耍时,父子俩有一场有趣的对话: 小虎虎说:“爸爸,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。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,你的名字大家可不知道,我想你不及他。” 沈从文:“是的。我不如这个人。我因为结了婚,有个好太太,接着你们又来了,接着战争也来了。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,成绩不太好。比不上。” 在沈从文看来,幸福生活和战争都是影响自己创作的因素。即使是北京城内到颐和园这么近的距离,都让沈从文感到了一丝解放,或许相处的琐碎真的给他带来了压力。这种危机并不是写几封信就可以解脱的。最终,沈从文精神崩溃了。 1949年3月28日,沈从文在家里自杀,“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,两腕脉管也割伤,又喝了一碗煤油。”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,发现门从里面顶着,情急之下破窗而入。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,然后转入精神病院。 沈从文慢慢康复,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从此就死去了,他转入文物研究,在未来的几十年,也就是他整个后半生,他都是作为文物研究者而存在。 1969年11月,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。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,张允和来看他,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,他说:“我就要下放啦!现在理东西。”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,“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,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:‘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’沈二哥把信举起来,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。我说:‘我能看看吗?’沈二哥把信放下来,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,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,又把信塞进口袋里,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。我想,我真傻,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,我正望着他好笑,忽然沈二哥说‘三姐的第一封信--第一封。’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……” 对沈从文来说,在最困难的时期,张兆和仍是他内心的支柱。 1988年5月10日下午,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,事先没有征兆。5点多钟,他感到气闷和心绞痛,张兆和扶着他躺下,他脸色发白,不让老伴走开。在神智模糊之前,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,说:“三姐,我对不起你。”--这是他最后的话。 定居美国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,说沈先生去了,请写一副挽联,第二天追悼会要用。那天晚上,张充和怎么都睡不着,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。睡到半夜,干脆爬起来,研墨,写下四句话: “不折不从,亦慈亦让, 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。” 北京的亲人们说,这挽联写得很好,因为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。四句话的尾缀,正好可以连成“从文让人”,这不是沈从文一生的写照吗?晚年,张充和在美国对作家苏炜讲起写挽联的事,连说:“在写字的时候,我都没想过这些,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面,哎哟,真的是有鬼哟。” 叶圣陶说,九如巷中张家的四个女儿,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张兆和在这名门望族的“幸福宝典”中排行老三,沈从文称她为“亲爱的三三”。三小姐自小熟读四书五经,英文讲得比苏州话还溜,通音律习昆曲,皮肤略黑,却五官秀丽,人称“黑牡丹”。这样的女子,自小便在异性眼中散发光与热,自然练就了冷静理智、不动声色的本领,21岁尚未情窦初开。 在上海中学读书时,她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情书。信是从来不回的,是否有时间尽阅皆未可知。后来,每日收信达几十封,其中一半皆来自于那个木讷的乡下男人沈从文。 自古才子才女多佳话。张沈二人的佳话,实则一典型的单恋马拉松。 人人皆知他在追她,人人皆知他爱得疯狂。整整三年,他的痴情已把她逼得无路可退。他顽固地爱她,而她顽固地不爱他,有错吗?当然没有。只是,倘若他得不到她的爱,就会萎谢甚至死亡,而他又是一位那么有才华的作家。人们便会不满了:你施于那一点点爱,能够拯救一个灵魂,为什么不做做善事呢? “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,还是用文字装点的,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,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。”三小姐扛不住了。 女人的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多半出现在谈婚论嫁之时。 才女万般好,最大的劣势是不知柴米油盐的难处,而才子最大的优势是不怕失败,愈挫愈勇。 结婚后,两个成长背景完全不同,爱情只是建立在虚空的情书基础上的人,矛盾日益突出。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好面子,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给朋友钱花,结果弄得自家生活拮据。她也不明白他花那么多钱买些古董瓷器回来,究竟有什么用。她甚至会在书信中很严厉地写道:“你瞧你,每次这个字都写错,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。” 爱没办法勉强,旁人看来沈从文无过,张兆和也无错。只是,他与她之间,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,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。人们总以为女人喜欢无休止地改造与训斥一个男人,却并不知道,这个过程对于女人本身,更是一场剧烈的摧残。所谓平等才有幸福。如果结婚后,双方却整天满腹愁怨。这样的爱,是会让人火冒三丈的,尤其对于有志气又聪明的女人来说,更甚。 因为在一起矛盾太多,她曾经多次故意制造机会与他分开。甚至有一段时间,两人同住北京,却分居两室,沈从文每天只吃了饭便走。在一起时,彼此不容,一旦分离,双方通起信来又是情意绵绵。 “你爱我,与其说爱我为人,还不如说是爱我写信。”那些信,后来收入《从文家书》,这是本观者欲流泪的书信集,只是,华美的文字往往盛开于不堪的生活,空虚的情感催生丰厚的华章。 张兆和晚年已不识沈从文。尽管沈老师离开她不过三五年光阴,当有人拿着他的照片给她看时,她说,认识,但想不起来是谁了,或许在潜意识里她想将他遗忘。她曾经粉丝无数,志向远大,最终被一个自己并不看好的男人征服,过起日子来,才切切实实地发现自己依然顽固地不爱他。 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……”沈老师又可曾理解张家三小姐? 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:强扭的瓜不甜,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辈子,不一定就是幸福,以白头偕老来衡量伉俪情深实在过于片面。 一个女人,无论多么家世显赫,才高八斗,都无法抵抗男人经年累月的追求,而那些有恒心有毅力的追求者,恰恰是女人人生路上的地雷。 “我本来不喜欢他,可是,他追得太厉害了,他那么爱我……”恒心与毅力往往被我们误解为真爱,其实那不过是因为他性格中具备了偏执与不服输的特质。 所谓日久生情,追根到底,不过是死缠烂打。 张兆和与沈从文,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,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。反观杨绛与钱钟书,他感激她的付出,而她,感激他让自己愿意付出。平等与否,造就才女张兆和与杨绛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